作者： wooway

前面写到上海福州路文化一条街的时候，提到福州路上的报刊门市部。因为福州路的这一段正好在我中学时代的放学路上，所以机缘巧合，我在这里认识了两本很好的英语学习杂志。一本叫《英语学习》，一本叫《英语世界》。

这两本杂志都是当时的课本大小——32K，记忆中都是出自北京的出版社，《英语学习》稍薄一点，内容更加浅显，以学习为主。百度的词条这样描述《英语学习》：

《英语学习》杂志创刊于1958年，由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两大外语教学权威机构联合打造，是中国第一本英语教辅杂志……

《万象》杂志发表过一篇题为《伟大的杂志》的文章，说的就是《英语学习》。文章作者复旦大学中文系的教授严锋说，多年来对这本杂志怀有”一种特殊感情”.”《英语学习》创刊的年头，正是我们把国门关上的时候，不过并没有完全关严，还是有意无意留下了一些门缝，《英语学习》正是那门缝之一。”那时候；严锋还是一个小学生，在”没有电视，更没有蜡笔小新”的年代里，他在父亲的书架上找到了 1958年到 1966年的《英语学习》杂志；可以想象，在那个知识荒芜的年代，杂志里的西方童话和英汉对照的文学读物为其带来的启蒙欣喜。

2009年，《英语学习》已经走过50多个春秋。这本杂志在中国人学英语的历史中，留下了深深的痕迹。在几代老读者的记忆中，它是亲切而清新的：跟那个时候的课本一般大小，薄薄的64页，看上去更像是一本小册子。刊名由时任外交部长的陈毅亲笔题写，繁体字，很儒雅，印在封面上永远是墨黑的字，保持了毛笔书写的本色。封面设计通常很简单，色调如刊名一样素朴而健康……

《英语学习》主编侯毅凌回忆到，英语中有一句民谚说得很形象：”早出的鸟儿吃到虫。”《英语学习》创刊时，国内英语读物严重匮乏，有全国”独此一家”的优势，再加上创办单位（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的名声，这本杂志的迅速普及可说是顺理成章的事，杂志的单期发行量一度超过了百万册。

还有这篇外研社三十年的报道里也提到了几本那个年代的杂志

出版社白手起家，身无分文的时候，要出一本书，招手动腿都得花钱，所以资金就成了问题。“借”不是长久之计，要彻底解决出版社的资金问题，只有靠自己挣钱
。挣钱又从哪儿下手呢？从“英语学习”下手。“英语学习”杂志，是1958年创刊的，由英语系的老师们担任编辑，“文革”中停刊，“文革”结束后又复刊，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仍在全国公开发行。发行量曾达到80万。要想解决出版社资金困难，就得想法把“英语学习”给拿过来。

出版社由李松林前往商务印书馆进行谈判，希望获得“英语学习”的出版权。他们很痛快地答应“英语学习”由我社出版，但希望把不赚钱的“外语教学与研究”――一本学术价值极强、威望极高的核心刊物也交给我们出版。

“英语学习”每出一期要用三卡车纸，这三卡车纸要用5万元，头三期的纸钱还是向学校借的。从1979年10月到12月，出了三期之后一结算，除了把每月的5万元还清了，出版社还结余35万元。从那时候起到1981年，我们救活了“德语学习”和“当代苏联文学”两个杂志，还陆续出版了“课外学习”“法语学习”“外国文学”，天津外院的“文化译丛”等学术期刊。这些期刊一年印刷772万册，尤其是“课外学习”，一印就是几十万册。被评为当时最受欢迎的五种杂志之一。

而《英语世界》厚一些，里面内容多选自原版出版物，然后编排成英汉对照格式。好象我是到了高中以后才开始接触这本杂志的，可能是因为那时候开始，“兴趣”比“学习”的份量更大一些的缘故吧。维基里有这样的记录：

《英语世界》是一份由中国出版集团主管、商务印书馆主办的，面向大专师生，英语自学者和英语翻译工作者的月刊，采用英汉对照形式选登欧美英文报刊中的文章，内容涵盖了文学，时事，科技，教育，艺术，时尚，语言文化等领域。杂志创刊于1981年，刊名为钱锺书所题，许多著名的翻译家和英语教育家如杨宪益，许国璋，金圣华，张培基，陆谷孙等人都曾经担任或仍然担任着杂志的编委或顾问。杂志在英语学习者中拥有有良好的口碑。

       记忆中上海市区很少看到过大量的白蚁

       从小到大，在弄堂里居住的时候，好象就只有一次和白蚁打过交道，其实是大人和白蚁打交道，小孩子只是在旁边凑热闹而已。

       如果没记错的话，那是个门窗大开的夏天，应该是七八月份的时候，不是象现在这样的黄梅天。

       上海弄堂的石库门房子多是砖木结构。两、三层楼的房子，从下到上，庭柱、房梁、檩子、椽子，门、窗，楼梯全部都是木头的。外墙基本是砖的，所谓的清水红砖；内部的隔墙可能是砖的，也可能是木头板壁的；也有很多和天花板一样，用泥幔条加纸筋石灰做隔墙的。所有这些的隔层里都是昆虫和小动物极佳的栖息地，包括蟑螂、蜘蛛、家鼠，是石库门小孩多多少少都看到过的。

       虽然但是，看到白蚁的机会还是比较少。上海话也把“白蚁”叫成“白蚂蚁”， 看到白蚁的时候已经和蚂蚁没有关系，都是飞在空中，扑向路灯、吊灯的飞虫了。规模可小可大，就算是小规模的，看到几十只带着透明翅膀的飞虫，噼里啪啦朝客堂当中的日光灯撞去的景象，也让人有点不寒而栗。

       那年看见白蚂蚁的时候，大人说是因为马路对面的里弄拆迁了。对面那个block，除了新造的学校、几幢新里和大楼房子，整片街区西面的三分之二都拆了，全部是石库门房子和街面房子。本来人是和那些寄生的动物共处一处的，人都是日出而作，动物昆虫则可能昼伏夜出；人住在房间里，蛇虫百脚都蛰居在板壁后面，大家相安无事。偶尔半夜里打开灯，看见架橱的纱门上趴着一只蟑螂，看见人趋近了还会躲着飞去，那也是常态。

       那时大大小小的房子都是公家的，所有住户都是向房管所租的房子，交几块钱月租。房管所负责日常的维修，有时候也和居委会一起搞些消灭害虫的运动。譬如有一两个夏天，大概是某些害虫的大年，象蚊子多了会传播疟疾，还有一号病、两号病之类的传染病。所以，在某天黄昏居民乘凉的时候，家家户户家里都要熏敌敌畏。那时候不懂事，没有去关心到底是怎么个熏法，可能和现在的精油香熏差不多吧。猜想应该和端午节熏苍术白芷那样，把剧毒的敌敌畏药水放在铁盘子上，用煤油灯啊蜡烛啊啥的熏烤，同时把屋子的门窗关紧，熏上个把小时，大概能把害虫都麻翻熏死了，然后有人去打开门开窗；再过个吧小时，待毒气都散去了，大家才陆陆续续地从弄堂口、马路边回家睡觉。

       对过这个当时有一百十年历史的石库门小区，本来人和昆虫之类的处在一个平衡点，可是一旦人口出现变化，昆虫、小动物的数量也会变化。譬如屋子里长久没有人住，蜘蛛网就会越来越多，角角落落各处都有檐尘。这个小区，一下子拆迁了，人去楼空，还把旧房子都拆了，那样的话，原来挤在庭柱里面、板壁后面的昆虫部落就得找新的去处，于是就有了那次的白蚁大逃亡。

       也是因为那时的房子都是公家的，防治白蚁也有专门的卫生部门和房管所、居委会一起管。我住房子里就有一根庭柱和一处窗台上有挖开过的痕迹，大人说，原来发现过白蚁在里面做窠，就有防治白蚁的人员过来，挖开了，驱虫、埋药，再用油灰封上，后来就没有再出现过。等到我看见的那次，大概只是大逃亡，就记得那天晚上用脸盆里盛了肥皂水，在灯下面掠掉一些飞得比较起劲的白蚁而已。或者是因为我们楼里七十二家房客人气比较旺，或者是我们这里原有的昆虫部落没有让它们落脚，所以一直到搬走，都再没有看见过白蚁。

       同样在一个大一些的范围内，人类和动物的数量也有此消彼长的关系。譬如北美有的城市，在疫情期间，人类的活动减少了，干脆面君的数量就增加了；同时在城市的外围，郊狼和狐狸的出现几率也增加了。如果，一个小区的居民都搬走了，就算加上铁门，封上门窗，可是没有人去观察、记录里面微观环境的昼夜、四季的动物、昆虫，甚至野生植物的情况，一旦发生数量上的爆发和集体迁徙，也会让人大吃一惊的。

    读书的时候，只有星期天，可以在家里享受石库门午后到下午这段时光。而且，必须在春秋两季，不是太冷又不是太热的季节。太冷的话，门窗都必须关严，就听不到窗外的嘈杂，只有楼板和楼梯的声音。天太热，人就比较浮躁，下午又是最热的时候，还要进进出出想着洗澡啊这些事情。记忆中经常能回想起来的都是四五月份或者九十月份，阳光都是不冷不热，没有强到没地方躲，反而会觉得从西面慢慢照过来的阳光的色调正正好好。

    其实，阳光对于上海石库门弄堂房子是很珍贵的。市区石库门房子的密度很高，又是所谓的联排，一般来说，一幢石库门房子只有朝南的前厢房和上下客堂间在天气好的日子里可以照到几个小时太阳。但如果前面一排是沿街的高房子或者旁边有大楼房子的话，这个日照时间就又打了个折，而且越是冷天，太阳越斜，照到太阳的时间就越短。所以石库门房子后面的亭子间上面通常有一个全楼共用的晒台，可以晒被子、晒衣服，而且弄堂里也到处都是晾衣服的竹竿。弄堂口冬天上午哺太阳、夏天晚上乘风凉是最普遍的集体活动。

    那时候，读书、上班都是做六休一，周末只有星期天一天，所以星期天下午的闲暇就更加珍贵。可能有星期一要交的作业，也可能下个星期有测验或期中考试要准备，但这些都可以暂时放一放，一定要做的话，不是还有晚上嘛。星期天下午是最适合放空的时候，可以抱着本闲书或者杂志胡乱翻翻，也可以仰着头看对面厢房楼上的窗玻璃映射着旁边高房子墙上晒到的太阳。幸运的话会有邓丽君或者山口百惠的慢歌从某个邻居的窗口飘出来，可能是对面楼上的小凌小文姐弟俩，也可能是楼上的建华，或者是客堂楼上新搬来的洋装裁缝。实在无聊了，就打开收音机听听广播剧或者电影录音剪辑，实在忍不住了，就打开电视看个正大综艺或者是电视译制片…… 星期天下午的美好时光是转瞬即逝的，很快会发现什么事情都还没做呢，天色就已经渐渐暗了下来，楼上楼下的声音也开始嘈杂起来，收衣服、收被子，锅碗瓢盆，各种水声、切菜、炒菜的声音从灶披间里传过来。哎呀，刚才坐着发呆的感觉真好，我都想了些什么呢？晚上还有多少功课要做？一下子就回到了现实当中，下午对面窗上看到的阳光真好看。

       说到出租车，要从今年网友线上用吴语朗读的一本清末的小说——《海上花列传》讲起。这本书里提到了一个半世纪以前，上海开埠之初的三种出租交通工具。第一个是轿子，张爱玲的英译本里译作sedan-chair；第二种是黄包车，译作ricksha，是从日文人力車jinrikisha来的；第三种就是马车了，是舶来品——horse carriage。

       在杜伯伯最早的记忆里，上海的出租车是绿白相间的三轮载客车。那是杜伯伯小辰光跟大人离开上海，去三线小城市，因为大包小包还带个小孩，祖父特地叫了一次这样的出租车，还帮着送到后弄堂苏州河桥堍边，看人和行李都上了车才放心。这种出租车其实就是摩托三轮车加一个罩子，司机手里握的不是方向盘而是个摩托车笼头(把手)，车厢后部也只是黑颜色油布做的雨棚，看上去有点卡通、其实很简陋。上了年纪的上海人侪晓得这种车子有个绰号叫“乌巨车”(乌龟车)，也有人叫伊“喇格波”(癞蛤蟆)。

       其实在同一时代，上海和江南一些城市还有一种出租车，就是人力三轮车。三轮车从解放前就有，历经半个多世纪，一直到八十年代末还能在马路上看到。载人的三轮车和载货的黄鱼车不一样，三轮车的避震很好，坐在后面的乘客一点都不会觉得颠。有心的车夫会在天风凉的辰光准备一块毛毯，盖在乘客的脚馒头上；天晴的时候三轮车就是敞篷车，落雨就要支起雨篷，前面还有一块遮雨布可以放下来。

       杜伯伯小辰光在苏州坐过一次敞篷三轮车。那是早春时节，因为有庆祝游行，公交车都不开了。大人就只能叫一部三轮车，从火车站过平门，沿途经过姑苏城内的大街小巷，兜兜转转，不晓得过了多少辰光，才到南门人民桥的长途汽车站。

       上海小说《同和里》第十一章里也有这么一段有关三轮车的描写“我是第一次坐三轮车，很兴奋，坐在三轮车上看四面八方，简直威风凛凛。要是能碰到几个熟人就好了，让他们看到，然后传开去，这样谁都知道大耳朵坐过三轮车了。我用脚不停地蹬踏板，还哇哇乱叫，希望引起路人的注意。”

       到了九十年代，马路上四只轮盘的出租汽车就多了起来。最多的就是天津夏利和上海桑塔纳，也有捷达、富康，二手的皇冠，和一些东欧的牌子。那个时候叫出租车，可以打“两五八四只零(2580000)”预约，也可以在马路边“扬招”。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一个新名字逐渐地流行了起来——“差兜”(叉头)，经过网上的查阅和考证，应该是英文chartered(包车)的意思。慢慢地，差斗(叉头?)成为正式的日常用词，反而说“出租车”变成了异类。

       这段时间，还有一个现象就是编外的两轮、三轮载客车盛行。两轮的就是摩托车，北方叫“摩的”。三轮的最早是帮助残疾人就业开始的，所以叫残疾人机动车，和摩托车一样，是廉价版的差兜。后来鱼龙混杂，随便改装一个摩托车，后面加两个轮子、一排座位，上面再搭个雨棚就能上路了。做到极致的，就是南京人所谓的“马自达“，有顶有窗有门，有点象加大版的“老头乐”，活脱脱一个百花齐放版本的”喇格波“。

       到了世纪之交，上海大众桑塔纳2000下线，各大出租车公司，都争相引进。差不多辰光，还统一了出租车的顶灯，现在连不少国外城市的出租车，也侪用上了一式一样的顶灯。

       记得格辰光小夏利这种样子的两厢车是10块8角起步，三公里以后每公里1块2角；三厢车是12块还是14块多起步，每公里是1块6还是2块。在2000年劳动节之前，来往于浦西浦东还要付一份隧道费或过桥费，每次是15块；另外，10公里以上算长途、有空驶费，晚上十一点以后要收夜间费。

       到了后来，上海的出租车都可以通用公交卡，方便不少。再后来，大家侪不大叫“差兜”了，酒终席散的时候，纷纷捧起手机开始叫“专车”、“滴滴”。

感谢Grace的沪语朗读

讲到福州路的书店，理工男最熟悉的可能就是福州路河南中路口的科技书店了。年纪更大一点的叫这里商务印书馆，其实这个位置原来是中华书局，有兴趣的读友可以去考证一下。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时候，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这些全国性的出版机构侪一并迁到北京去了；那时候，所有的书店侪叫新华书店。

上海科技书店这个名字是在文革结束后出现的，那时候北京刚刚开过全国科技大会、到2000年要实现科技现代化，然后就有了这个应景的名字。书店有两层，从封闭的柜台到开架，也经历了几年辰光，所以内部的格局也经常在变化。科技书店基本上卖的是理工农医类的书籍，曾经有一段时间专门有卖电脑书籍的区域，那些书更注重内容相对时新、实用，而不在意书籍的装帧和排版，再后来有了互联网，这些书籍就没有太多市场了。到九十年代中后期，科技书店也象其它地方一样搞多种经营，好象也卖过文具、卖过电脑配件，还挂过上海计算机广场的招牌；同时，河南路拓宽也不断蚕食建筑东侧的部分，听讲几年前科技书店已经关掉，也有讲是搬到四平路溧阳路那里去了。

从科技书店沿福州路往西走一直到山东路口，两边都是卖纸头纸脑、仪器仪表的商店，其中有一家上趟提到的老周虎臣卖笔墨纸砚的。

到了山东路口，在西北角上有个既象宝塔又象阁楼的建筑，那可是当时的宝藏书店。杜伯伯第一次去是学校里的英语老师介绍的，否则连门都找不到。拉开厚重的木门，马上就看见朝上的楼梯，楼梯口锃亮的日光灯下面坐了个门卫，必须出示证件才可以上楼，学生证、工作证都可以，证明你不是外头人。杜伯伯那次买了一套影印版的新概念英语，三块多钱，四册课本加四本薄薄的练习册，那是在正式引进版之前三四年的事了。九十年代之前影印版的外文书很正常，最早的基础英语的影印本还都是印在圣经纸上的，后来又有剑桥第一证书、托福、GRE、GMAT等等各种外文学习和应考资料。

山东路小阁楼的隔壁一楼朝南就是正规的外文书店分店，因为阁楼书店的存在，杜伯伯反而对这家分店没有太深的印象了。再往西走，是上海书店分店，也是后来开的，店面比较狭窄，只卖新书，所以印象也不是很深。反而马路对过杏花楼隔壁的报刊门市部倒是经常去光顾的，那个时候的报刊杂志都由邮局发行的，所以只能在邮局订阅，或者到邮局开的报刊门市部买到，招牌是邮局的那种绿色。每爿报刊门市部也会有不同的杂志，譬如，这里就一直有格个辰光刚刚公开发行的外研社的《课外学习》，还有《英语学习》、《英语世界》这些小开本但是内容丰富、非常有水准的杂志。

往西过了山西路，前面南北一共三爿书店，朝南的是外文书店，朝北的上海书店。外文书店一直是相对独立地存在，老早好象新华书店除了课本、字典之外只卖中文书，外文类的书籍只有到外文书店来买，杜伯伯小辰光在这里买过“大人国小人国”的简写本，那是某一年的英文暑假作业。除此之外，这里也是接待外宾的地方，经常有日产五十铃观光大巴停在门口，大概是让老外来买些中国的画册、或者英译的名家著作之类的。

对过的上海书店就更多一点烟火气，这里一度被称作旧书店，里面也是新书旧书混着卖。开架以后，里面上架了还有不少文革前出版的书籍，所幸没有被统统烧掉，后来拿出来卖的时候，会发现书背后印的单价出奇的便宜。上海书店主要卖的是小说、文学和社科类书籍，所以杜伯伯中学毕业之后就与之渐行渐远了。

上海书店的对面，也就是外文书店的隔壁，有一爿开间不小但很容易让人忽略的古籍书店。里面卖的真的就是古籍，还有书画碑帖，笔墨纸砚之类的，所以读者面较狭窄，不知道后来怎么样了。

原来的书店一条街的这些到福建路就差不多了，上海书城落成开张侪是世纪之交的事情，杜伯伯不大读书的，上海书城封店装修之前，最多就去过三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