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菜场

市区的家庭主妇、家庭主夫每天早上去菜场买菜,一度是上海独特的风景线。

这样的景象至少是廿五到三十年前的事情了。住在弄堂里的人家,每天早上就这么几件事情:倒痰盂罐、倒马桶,买菜、买早点。

那时候超市还没有盛行,大多数菜场都是马路菜场,譬如外滩附近有宁波路菜场、泥城桥附近的牛庄路菜场,也有室内的大型菜场,譬如北京菜场,北面有铁马路菜场、三角地菜场。那时候的菜场最热闹就是早上五六点钟到早高峰结束。

早上天刚蒙蒙亮的时候,各家各户负责食品采购的大员就要起床出门了。一般都是拎一只竹头编的菜篮子,每次不会买太多,因为当时大多数人家都没有冰箱,所以买菜的量只是一到两天,多数都是非常新鲜的食材。

菜场里的区域分公家的和私人的,公家的占领固定的摊头,会卖些大鱼大肉,也有早期需要配给供应的禽蛋、豆制品,和各种素菜;私人的嘛,大多是近郊的农民拿了承包或自留地的时令菜出来卖,大多数只好摊在地上卖。每个菜场,一般还有一个固定的刮鱼鳞、划黄鳝的私人小摊,旁边呢,有一个卖葱姜的老太。夏天的时候,出入口会有买栀子花白兰花挂件的坐在那里。稍远一点,蹲着几个卖蛋女,她们一般是临近省份过来的,主要是分销,白天也会挎着装蛋的篮子走街串巷拿鸡蛋换粮票,哈哈,扯远了。当然,后来还有在菜场周边开的水产市场,大脚盆打着氧气放在马路边上,那些多是私人的,有插队回城的或者山上下来的,比较豁得出,是最早一批下海的。

因为各个菜场有不同的进货渠道,价格也不尽相同,所以,勤俭、做人家的,有时候会一天跑几个菜场,买不同的价廉物美的食材回家,还要适合家里一家老小每个人的口味。

买完菜,有的还要带早点心回去,家里一般只有隔夜饭烧烧泡饭,吃不饱的,所以还要加些大饼、油条、糍饭团,条件好一点的还会买些菜的肉的馒头回家。

再后来,经济发展了,小孩子都会带零用钱自己买早点,路边也渐渐有了各种袋装的牛奶豆奶,送一根小吸管一路走一路嘬……这样的景象从上世纪九十年起逐渐消失。

周围的学校(下)

       大城市的市中心,寸土寸金。好多学校都没有象样的操场,前面说到的那几所学校,在校舍旁边能有半个、一个篮球场就很不错了。学生上体育课跑个步都要到马路上去,还好那时候马路上汽车少。

       有的学校则会因为有一个风雨无阻的室内操场让人羡慕不已,譬如清远里旁边的六十七中学。中学所在的大楼的一楼很有气派,正门进去是一个大礼堂,几乎占了一楼的百分之八十。到头应该是一个讲台,后面就是后台、厕所之类的。整个大厅当时就是中学的室内操场,水磨地坪,墙和柱子上支上篮球架,足够两三个班级上体育课的。大楼的左侧是楼梯和电梯,一楼右侧沿街的房间就顺理成章地是体育教研组的办公室了。

       六十七中学的67在音乐简谱里念作la-ci-,在上海话里和“垃圾“同音,所以大人小孩都戏称之为“垃圾中学”。和浦光中学一样,六十七中学是这个地段正规的普通完全中学,考不上重点中学,在这里读到高中毕业,也有机会在高考的时候考个大专、大学。当然初中考高中还有一次机会可以跳到重点中学去,那样的话,考上大学甚至重点大学的机会就更大一些。

       六十七中学虽然中不溜秋,但是它所在的大楼却是有年头了,后来公布的资料说这里原来是盐业银行。(网上有好多盐业银行大楼的资料)

       与六十七中学相比,附近的另外两所中学的绰号就有点难听了。一所是在宁波路上的天津中学,因为那时候宁波路菜场还是沿街的小菜场,弹格路面,从河南路到山西路之间的街边搭了棚子、铺上水泥板就是菜场了。菜场的当中,在山东路的丁字路口,忽然出现一所学校,就是天津中学,因为在菜场的中间,好象还是一所初级中学,没有高中部的,就被人戏称为“咸菜中学”。

       另外一所,是在北京东路靠近福建路的北京中学,虽然名字好听,却是在北京路菜场的楼上。那个菜场规模比较大,而且后面就是苏州河,应该有不少水产从水路上来,所以楼上的学校就有了绰号叫“黄鱼中学”。北京中学和天津中学好象都是初级中学,所以如果考不上高中的话,基本上就去中专技校,甚至也有可能直接务工的。

周围的学校(上)

       城市里的孩子,到了学龄,一般都会就近上小学。家里没有老人帮着带的,小孩在学龄前还会上托儿所或者幼儿园。除了后弄堂那个,我不记得附近是不是还有幼儿园,而对附近的小学、中学倒是蛮熟悉的。

       我们进小学的时候,小学还分民办的和公办的,民办的大概资源少一些,师资也逊色一点吧。不过绝大多数学生都是就近入学,也没得挑,那时候走后门是不好的事情。当时我们进的学校说是民办的,倒是在一幢簇新的混凝土校舍里,远近比较下来都是弹眼落睛的。所以小学上到一半的时候,民办的小学被拆分合并到另外一所公办的小学里了。牌子是换掉了,原来有一半的学生去了另外一所小学,我们却是留了下来,继续在这里读到小学毕业。

       从外滩过来,虎丘路上有一座四川中路小学。记得是红砖的房子,二楼的大厅是木地板的,小孩子在上面蹦蹦跳跳有点要把房子弄遢的感觉。我们那个年纪第一批当红小兵的就是在那里戴上红领巾的。后来小学考初中也是在那里考的,还碰巧是原来的体育老师来监考,我叫她:沈老师。不知道她有没有认得我。

       四川中路小学还有个分校,倒是真的在四川中路上,大门旁边的夹弄里是爿卖生煎馒头的饮食店。记得那个分校进去就是楼梯,到了二楼有个篮球场大小的大厅。记忆中就去过一次,是那年九月底十月初的时候,我们一个年级的学生,被带到那里,坐在乒乓台子上,看了一场电影,是样板戏《红灯记》,蛮有趣的经历。

       这个分校往北不远的地方是浦光中学,好象是有点历史的学校。不过我没有进去过。那时候,如果考中学没考好,就有可能在那里读书了。

       四川中路往南过了延安路就是四川南路,那个路口的西南角有个很大的加油站,再往南过了金陵路,右手边就是四川南路小学了。四川南路小学的标志是黑漆漆的教堂(圣若瑟堂 Église Saint-Joseph de Shanghai),当时的教堂好象是作了仓库,学校其实在旁边,也有新造的大楼,和对面的市六中学都属于使用新校舍的幸运儿。而坐落在金陵路外滩的金陵中学好象好长时间是在旧房子里,有网文说金陵中学原来是法国领事馆的所在地。这个说得通,因为当时洋泾浜(今:延安路)和界路(今:人民路)之间一直往西都是法租界的地盘。

       金陵路往西,到福建路上,和人民路之间就是大名鼎鼎的黄浦区第一中心小学。这里是我们班主任给我们上公开课的地方。到一中心上公开课,对学生老师都是很值得炫耀的事情。应该是那时候老师要开始考级考职称之类的,正式公开课前一天,老师还特地通了门路,把我们带到那里排练了一遍,是怕我们到了生疏的地方喇叭腔。记得排练的那天下着大雨,外面早早地就暗了下来,老师还是一遍又一遍地给我们演习上课的流程,读到哪里啦,谁谁举手老师叫谁回答呀,应该怎样回答呀,……最后老师说,明天就是“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了!

       回到北京路,北京路南边是宁波路,所以穿过弄堂,有一所宁波路小学。那个学校很怪的,好象和”红专”(也就是后来的教师进修学院)在一个楼里,宁波路小学的门朝北开在宁波路上,红专开在南边的天津路上。毛主席逝世的时候,在那里设了灵堂,我们远近各校的师生都从有很多台阶的大门排了队去那里吊唁,开追悼会的时候又去集体看了电视转播。后来教师进修学院好象开大了,宁波路小学又搬到天津路河南路口西北角的一座老房子里去了。

最早的记忆

       记忆中最早知道自己在上海,或者说最早对上海有印象大概是在三四岁的时候。只是推算,那是一个黄昏,应该是夏天的黄昏,我是坐在童车里,祖父推着我在外滩散步,现在俗称的溜娃吧,再大一点的娃就能自己乱跑,不会乖乖地坐在童车里了。

       那时候的外滩,沿江有大半个人高、四五米宽的防汛堤,靠水再是齐胸高的防汛墙,也就是后来的情人墙。因为推着童车没法上台阶去防汛堤,所以祖父是在下面的人行道推着我走。这一段人行道从那个时候一直到后来的外滩改造之前都是一个样子,中间的步道是大块的正方形水门汀铺成,两边都有比人行道还宽的绿化带,记得有棕榈树,高矮不一、奇形怪状地长在那里,绿化带四周有一尺来高的花式栏杆。忘了有没有供人休息的椅子,有的话也是不多,因为后来的记忆里,不少年轻人谈朋友就是坐在象矮凳那样高的栏杆上。

       从我们住的弄堂到外滩正常走路大概十分钟的样子吧。那天,到了外滩也没走多远,大概是祖父看见了天上越来越频繁的忽现(闪电),还是远远地听到了雷声,感觉阵头雨快来了。这夏天的阵头雨,后来祖父聊天的时候说,来的时候又快又急,点子大、水落在身上冰冰凉,要生病的。所以这时候祖父就推着我过了马路往回走。

       这一段路我后来走过无数次,先要经过门口有解放军站岗的电台,过了圆明园路右手边的大楼房子都是一个一个黑漆漆的门洞,再过了四川路就离自己家的弄堂不远了。那时候这里还没有卖火车票的售票处,马路上没啥车也没啥人。祖父推着我一路小跑,就怕没到家雨就落下来,祖孙两人躲都没地方躲,弄出点头疼脑热的可就不划算了。

       终于,进了弄堂,转了个弯,看见灶披间昏黄的灯光的时候,雨还没有下来。后来这幅画面在我脑海里重复了无数次,却也没有记得那晚后来有没有下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