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上海市区很少看到过大量的白蚁
从小到大，在弄堂里居住的时候，好象就只有一次和白蚁打过交道，其实是大人和白蚁打交道，小孩子只是在旁边凑热闹而已。
如果没记错的话，那是个门窗大开的夏天，应该是七八月份的时候，不是象现在这样的黄梅天。
上海弄堂的石库门房子多是砖木结构。两、三层楼的房子，从下到上，庭柱、房梁、檩子、椽子，门、窗，楼梯全部都是木头的。外墙基本是砖的，所谓的清水红砖；内部的隔墙可能是砖的，也可能是木头板壁的；也有很多和天花板一样，用泥幔条加纸筋石灰做隔墙的。所有这些的隔层里都是昆虫和小动物极佳的栖息地，包括蟑螂、蜘蛛、家鼠，是石库门小孩多多少少都看到过的。
虽然但是，看到白蚁的机会还是比较少。上海话也把“白蚁”叫成“白蚂蚁”， 看到白蚁的时候已经和蚂蚁没有关系，都是飞在空中，扑向路灯、吊灯的飞虫了。规模可小可大，就算是小规模的，看到几十只带着透明翅膀的飞虫，噼里啪啦朝客堂当中的日光灯撞去的景象，也让人有点不寒而栗。
那年看见白蚂蚁的时候，大人说是因为马路对面的里弄拆迁了。对面那个block，除了新造的学校、几幢新里和大楼房子，整片街区西面的三分之二都拆了，全部是石库门房子和街面房子。本来人是和那些寄生的动物共处一处的，人都是日出而作，动物昆虫则可能昼伏夜出；人住在房间里，蛇虫百脚都蛰居在板壁后面，大家相安无事。偶尔半夜里打开灯，看见架橱的纱门上趴着一只蟑螂，看见人趋近了还会躲着飞去，那也是常态。
那时大大小小的房子都是公家的，所有住户都是向房管所租的房子，交几块钱月租。房管所负责日常的维修，有时候也和居委会一起搞些消灭害虫的运动。譬如有一两个夏天，大概是某些害虫的大年，象蚊子多了会传播疟疾，还有一号病、两号病之类的传染病。所以，在某天黄昏居民乘凉的时候，家家户户家里都要熏敌敌畏。那时候不懂事，没有去关心到底是怎么个熏法，可能和现在的精油香熏差不多吧。猜想应该和端午节熏苍术白芷那样，把剧毒的敌敌畏药水放在铁盘子上，用煤油灯啊蜡烛啊啥的熏烤，同时把屋子的门窗关紧，熏上个把小时，大概能把害虫都麻翻熏死了，然后有人去打开门开窗；再过个吧小时，待毒气都散去了，大家才陆陆续续地从弄堂口、马路边回家睡觉。
对过这个当时有一百十年历史的石库门小区，本来人和昆虫之类的处在一个平衡点，可是一旦人口出现变化，昆虫、小动物的数量也会变化。譬如屋子里长久没有人住，蜘蛛网就会越来越多，角角落落各处都有檐尘。这个小区，一下子拆迁了，人去楼空，还把旧房子都拆了，那样的话，原来挤在庭柱里面、板壁后面的昆虫部落就得找新的去处，于是就有了那次的白蚁大逃亡。
也是因为那时的房子都是公家的，防治白蚁也有专门的卫生部门和房管所、居委会一起管。我住房子里就有一根庭柱和一处窗台上有挖开过的痕迹，大人说，原来发现过白蚁在里面做窠，就有防治白蚁的人员过来，挖开了，驱虫、埋药，再用油灰封上，后来就没有再出现过。等到我看见的那次，大概只是大逃亡，就记得那天晚上用脸盆里盛了肥皂水，在灯下面掠掉一些飞得比较起劲的白蚁而已。或者是因为我们楼里七十二家房客人气比较旺，或者是我们这里原有的昆虫部落没有让它们落脚，所以一直到搬走，都再没有看见过白蚁。
同样在一个大一些的范围内，人类和动物的数量也有此消彼长的关系。譬如北美有的城市，在疫情期间，人类的活动减少了，干脆面君的数量就增加了；同时在城市的外围，郊狼和狐狸的出现几率也增加了。如果，一个小区的居民都搬走了，就算加上铁门，封上门窗，可是没有人去观察、记录里面微观环境的昼夜、四季的动物、昆虫，甚至野生植物的情况，一旦发生数量上的爆发和集体迁徙，也会让人大吃一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