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写到上海福州路文化一条街的时候，提到福州路上的报刊门市部。因为福州路的这一段正好在我中学时代的放学路上，所以机缘巧合，我在这里认识了两本很好的英语学习杂志。一本叫《英语学习》，一本叫《英语世界》。
这两本杂志都是当时的课本大小——32K，记忆中都是出自北京的出版社，《英语学习》稍薄一点，内容更加浅显，以学习为主。百度的词条这样描述《英语学习》：
《英语学习》杂志创刊于1958年，由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两大外语教学权威机构联合打造，是中国第一本英语教辅杂志……
《万象》杂志发表过一篇题为《伟大的杂志》的文章，说的就是《英语学习》。文章作者复旦大学中文系的教授严锋说，多年来对这本杂志怀有”一种特殊感情”.”《英语学习》创刊的年头，正是我们把国门关上的时候，不过并没有完全关严，还是有意无意留下了一些门缝，《英语学习》正是那门缝之一。”那时候；严锋还是一个小学生，在”没有电视，更没有蜡笔小新”的年代里，他在父亲的书架上找到了 1958年到 1966年的《英语学习》杂志；可以想象，在那个知识荒芜的年代，杂志里的西方童话和英汉对照的文学读物为其带来的启蒙欣喜。
2009年，《英语学习》已经走过50多个春秋。这本杂志在中国人学英语的历史中，留下了深深的痕迹。在几代老读者的记忆中，它是亲切而清新的：跟那个时候的课本一般大小，薄薄的64页，看上去更像是一本小册子。刊名由时任外交部长的陈毅亲笔题写，繁体字，很儒雅，印在封面上永远是墨黑的字，保持了毛笔书写的本色。封面设计通常很简单，色调如刊名一样素朴而健康……
《英语学习》主编侯毅凌回忆到，英语中有一句民谚说得很形象：”早出的鸟儿吃到虫。”《英语学习》创刊时，国内英语读物严重匮乏，有全国”独此一家”的优势，再加上创办单位（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的名声，这本杂志的迅速普及可说是顺理成章的事，杂志的单期发行量一度超过了百万册。
还有这篇外研社三十年的报道里也提到了几本那个年代的杂志
出版社白手起家，身无分文的时候，要出一本书，招手动腿都得花钱，所以资金就成了问题。“借”不是长久之计，要彻底解决出版社的资金问题，只有靠自己挣钱
。挣钱又从哪儿下手呢？从“英语学习”下手。“英语学习”杂志，是1958年创刊的，由英语系的老师们担任编辑，“文革”中停刊，“文革”结束后又复刊，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仍在全国公开发行。发行量曾达到80万。要想解决出版社资金困难，就得想法把“英语学习”给拿过来。出版社由李松林前往商务印书馆进行谈判，希望获得“英语学习”的出版权。他们很痛快地答应“英语学习”由我社出版，但希望把不赚钱的“外语教学与研究”――一本学术价值极强、威望极高的核心刊物也交给我们出版。
“英语学习”每出一期要用三卡车纸，这三卡车纸要用5万元，头三期的纸钱还是向学校借的。从1979年10月到12月，出了三期之后一结算，除了把每月的5万元还清了，出版社还结余35万元。从那时候起到1981年，我们救活了“德语学习”和“当代苏联文学”两个杂志，还陆续出版了“课外学习”“法语学习”“外国文学”，天津外院的“文化译丛”等学术期刊。这些期刊一年印刷772万册，尤其是“课外学习”，一印就是几十万册。被评为当时最受欢迎的五种杂志之一。
而《英语世界》厚一些，里面内容多选自原版出版物，然后编排成英汉对照格式。好象我是到了高中以后才开始接触这本杂志的，可能是因为那时候开始，“兴趣”比“学习”的份量更大一些的缘故吧。维基里有这样的记录：
《英语世界》是一份由中国出版集团主管、商务印书馆主办的，面向大专师生，英语自学者和英语翻译工作者的月刊，采用英汉对照形式选登欧美英文报刊中的文章，内容涵盖了文学，时事，科技，教育，艺术，时尚，语言文化等领域。杂志创刊于1981年，刊名为钱锺书所题，许多著名的翻译家和英语教育家如杨宪益，许国璋，金圣华，张培基，陆谷孙等人都曾经担任或仍然担任着杂志的编委或顾问。杂志在英语学习者中拥有有良好的口碑。